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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近无人驾驶出租车引发的争议，到八年前美国传统制造业的中西部民众因未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就业机会转而支持特朗普并使其当选，再到现在各囯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巨额关税，背后的原因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技术、垂直完整供应链、金融资本带来的极高效率，越来越加速放大“受益者”和“被害者”的人群，然后场景中又没有及时找到足够的增量，更多是替代或减量替代，就业问题就成为这背后的导火索。
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这几十年所经历的事件，并进行思考？
科技发展在指数级加速，要不要等等社会文明的发展？
GDP和人的感受背离，GDP还是一个“好”的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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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对科技发展造成失业率高的担心，很多人会说这是杞人忧天，当年汽车出现时，很多人会担心马车夫会失业，但社会就业不减反增，这种反驳看似有道理，但对现在的社会现状是不是一个恰当的论据？
汽车替换马车，第一，马车夫和汽车司机是一对一的替换，当年什么样的人才有马车夫？应该是很少的；
第二，汽车的出现增加了人的活动半径，增加了人的出行需求，更多的人买车，使汽车的数量远远超过马车；
第三，汽车作为工业时代的代表推动了汽车产业的形成，而它带动了配套的零部件和能源行业的大量就业。
所以用汽车替代马车的案例用在当今复杂场景下是不严谨的、是草率的。
人类自从发明蒸汽机以来的三百年，生产率大大提升，创造的财富比人类几千年的总和还要多，同时人类所消耗的物质、能源、产生的废弃物也比人类万年的总和还要多，如果把人类万年发展历史看成线性的，那这三百年就是指数级发展，如果把人类万年发展看成是平的，那这三百年就是快速的线性发展。
尤其是近二十年，计算能力大大提升，数据存储成本又大大降低，使得使用大量数据的算法应用得以发挥潜力，这种技术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相比蒸汽机发明后的三百年的效率提升，从线性级变为指数级或是指数级的指数级。
事物的发展都是从量变到质变，以前科技进步推动了社会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就业，甚至创造了很多新的行业，这些新的行业往往比被替代的行业产生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比如，制冷技术的应用使天燃气可在全球范围内液化运输，带动了LNG船和ISO罐的制造及分销运营机会，使百万人获得了就业机会；
再比如，化工合成技术的出现，使化纤弥补了棉花种植的低效和不稳定，满足了人类对保暖和舒适的需求，并创造了大量新增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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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情况是否已有改变了呢？
以前在线性状态下成立的理论在指数状态下还成立吗？
首先我们不能把当今社会的情况，简单的用新的制造方法（或行业）去比被替代的同一类制造方法（或行业）的就业机会，而是要用更宽的视野去理解。
比如，经济发展使人的生活水平提升了，社会对环保更重视，大量因自动化和智能化减少的就业流向了新能源行业，光伏、风电、氢能、储能等产业几十年以前是没有的，这些新能源成了吸收制造业就业的重要产业。
再比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更多的服务业，吸收了大量的就业人群，尤其是未来的养老产业，将会产生多少就业机会？应该是巨大的。
记得2008年去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正赶上2009年金融危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促进经济和就业的新政之一就是提高发动机的排放要求，一方面环保得以提高，另一方面提升排放要求促使企业研发新的发动机及汽车，使企业在研发、生产线升级及需求更新上创造和带动大量新增的就业机会。
今天，新经济产生的阿里巴巴、腾讯、美团、字节跳动等，短短十年甚至几年就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也真是不可思议。所以技术进步确实扮演了促进就业的积极一面，但至今尚未看到有专业化的分析数据来说明“此消彼涨”的就业状况。
不过从西欧，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这些传统工业国家，高达10％左右的失业率，年轻人失业率在20%左右，担忧总比盲目乐观好。
尤其当看到特斯拉的无人工厂、亚马逊的无人化物流中心及中国的大型钢厂、化工企业，在同等规模的情况下，用工岗位减半，甚至比几十年前减去七八成时，担忧并不显得多余。
从历史长河看，就业不应是存量博弈，但在某个时间点上，存量博弈是有可能的，如何让科技创造更多新的就业机会，把就业这张饼做大，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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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出现让大家更加担忧起来，一旦自动驾驶走向成熟，司机这一岗位还需要吗？
这个行业似乎增加了一些智能软硬件的就业，但除此之外，似乎看不到在这个应用上额外产生大规模的就业机会。
另一个案例却给出了相反情况，那就是人工智能或大数据应用于电力系统，创造出的就业机会远大于失去的就业机会。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中国专利最多的公司之一是囯家电网，随着电能来源从传统的火电、水电、核电到绿色的风电和光伏电，电网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驾驭，所以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的应用变成了“刚需”，辅助人类完成人类无法完成的任务，从而使中国的风机/光伏、电动车、储能发展成为可能，带动大规模就业的同时，改善了环境污染，降低了碳排放，当然也影响了传统化石能源上的一些就业，但影响不大，因为化石能源将是一个长达四十年的降坡过程。
中国很幸运，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正赶上全球冗余的资本在找出路及制造业全球化转移刚刚开始。也恰恰因为资本推动的全球化，美国中西部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虽然跨国公司利用中国的低成本外包生产，产生了更大的盈利、增加了中国市场的份额，但美国确实失去了很多就业机会，尤其是美国中西部的传统制造业重镇，因此这些州是特朗普8年前当选美囯总统的重要支持力量，也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
我2008~2010年曾在美国中西部居住过一段时间，有一个白人居住的小镇叫Peking，华人朋友们建议我路过时要小心，那里的白人很多都失业了，但他们曾经都是中产阶层，整个小镇失去了以往的生机。2016年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成功的第二天，《乡下人的悲歌》突然冲上美国亚马逊销售总榜第一名。现在特朗普再一次竞选，此书作者JD. 万斯成了他的竞选搭档。作者的故乡也是一个中西部小镇。
我一个医生朋友每周去Peking出诊，回来给我分享他的所见。可以想象一个人长期失业后的精神状态，他们中的很多人失去了财务信用，一辈子也无法远离居住的小镇。
巨大的效率提升使劳动力的数量或成本变得不再是优势时，不发达地区或国家还有机会吗？
换句话说，未来低端制造业能否转到不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国家？因为在制造环节劳动力数量及成本的优势将不再重要。
所谓的低端制造业就是生产工艺简单、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科技的发展，自动化、智能化及信息化使得这些低端制造业的人工成本大大降低，人工成本被设备折旧所替代，如果没有了降低人工成本的空间，而且各国对环保及碳排放要求逐步趋同，以后资本是否还愿意转移生产到不发达地区或经济不发达的国家？
尤其是中国的沿海已形成了强大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综合成本已是最优，如一部分企业把工厂迁至低劳动力成本的东南亚后，发现在东南亚生产的成本比在中国生产成本还要高。
会不会中国西部及非洲可能永远失去了从低端制造业逐步升级的发展方式？那他们的增加就业、经济发展的新逻辑是什么？
中国近十年的精准扶贫非常成功，原因在于并没有只是在中西部机械地复制东部的制造业，或转移低端制造业到中西部，而是因地制宜。
如贵州，重点把酿酒、农业和旅游搞好，利用便宜的水电把数据存储中心服务能力建好，以后利用这基础可能还能拓展到信息产业；
如云南，通过旅游把人引进来，把丰富的农产品卖出去，充足的水电支撑光伏产业的发展；
再如宁夏、内蒙、甘肃，除了畜牧养殖，依托丰富的煤资源发展清洁的煤化工，并利用丰富的日照发展光伏电站，为东部提供清洁能源。
只要主业起来了，背后延伸的产业也将带来巨大的就业。精准扶贫探索出的方式可能对未来不发达国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根据各国具体情况因地制宜，那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中国应扮演什么角色来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改革开放后在沿海地区形成的垂直而完整产业链也是极高效率的一个案例，基于它而形成的产品成本优势也是巨大的，钢铁成本是美国的一半，甚至更低，中国电动车出口遭遇多囯的高关税，也是因为中国的产品成本太低，太有竞争力，影响到了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传统汽车制造囯的生存及就业。
汽车是个大产业，背后的上下游产业链上有许多企业，一旦关厂，对当地就业的影响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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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要关注就业及不发达地区发展机会之外，另一个担忧就是社会的伦理。
人类虽然通过胚胎干细胞研究来解决帕金森、阿尔兹海默及其他医学难题，出发点是解决当今医学问题，受众普遍，但我们的社会、法律、宗教等对这些科学技术、生物工程准备好了吗？
我们的科学伦理的底线是什么？
科学研究不应违背伦理，但对事物了解有限时，又如何讨论伦理，至少伦理与知识同等重要。
我这几年有明显的感觉，由于提倡创新、大力发展生命科学，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媒体、专家、企业家很少讲生物技术、生命科学研究背后的伦理风险。
当人依靠财富就可无限延长生命，当一对中国夫妻不需要踏上美国靠试管及代孕就能成为美国人的父母时，作为普通人群将如何认知这个世界，各国政府将如何治理各自的国家？
同样，智能化难道没有伦理的风险吗？真希望不是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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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再谈一谈社会平衡的问题。借《未来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的一段话来引起我们的思考：
新技术带来的一个危机，是一些人会被升级为超级人类，而其他的人甚至世界上大多数人将成为无用阶级，21世纪的变革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无用阶级，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人将没有经济价值、没有政治权利，因为他们做任何事都不如计算机、机器人或人工智能，这可能是21世纪面临最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
这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忧科技和社会的平衡，以前大家从未怀疑过科技除了正面作用也有反作用，其实科技本身没有对错，关键是我们人类自己。
最后我还想提一个问题，GDP是一个“好”的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吗？
GDP一直以来是衡量社会进步的良好标准，但我现在开始质疑，因为GDP的统计只是代表或体现了社会的经济运行的情况，当经济运行的成长又无法同就业率、缩小贫富差距、环境改善及平均寿命正相关时，它还是一个“好”的衡量指标吗？
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第一个例子是美国，从二十年前的人均GDP 3万多美元到今天8万多美元，但贫富悬殊不断加大，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第二个例子是西欧，虽然人均GDP属于发达国家，但很多国家的失业率超过10%；
还有日本，我们经常说日本“失去三十年”，但日本无论就业率、财富平衡、环境保护及人均寿命都表现得非常不错。
人类的经济发展到底在追寻什么？
人类发展的初心是什么？
是不是在追寻更多人的幸福生活？
总之，科技是手段不是目的，人类社会的目的应该是追求更多人能过上幸福生活，繁衍后代，科技发展应该受到社会伦理的约束。
是否应该有一个新的指标，它可能来自对现有GDP的修正？通过就业率、贫富差距、环境及人均寿命加以修正？如何让科技发展真正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如何让科技发展避免大规模的社会撕裂，变成少数人获益，多数人变成“无用阶级”？
（作者系海之擎能源公司CEO）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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